至于法院运用较多的另外两个判断标准，即职权和程序，则更加缺乏意义。
[76]个人独特性所导致的人际社会的多样性、易变性，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社会规范多元化的客观基础。[56]同前注[14]，[德]康德书，第61页。
所以，人类的特性就是理解的能力。[10]可见，在康德的眼中，与普遍的人类偏好和需要相关的东西，都具有一种市场价格，例如工作中的技术和勤劳。[5]这一说法有充分的历史事实可以支撑。[71][美]理查德·A·爱泼斯坦：《简约法律的力量》，刘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23]四是那些触犯法律的犯罪分子，即使予以惩罚也必须保留他们的尊严。
没有理性的运用，人们就可能在自然状态的战争行为中趋于毁灭。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承认人有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他不容替换，也不能等同，他自身就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生命绝版。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被告的应急行动已经被证实为错误，但如果这样的错误并非重大明显，法院基于事后视角去否定行政机关的判断，也会被认为责之过苛。
例如，在柏尝、柏顺心、王亚军、郭全分别诉东莞市人民政府紧急排险处置这一组的四个案件中，法院就认为，被告在集中转移生猪后，临时委托具有养猪资质的企业集中收存了全部生猪，后按高出同时期生猪市场价格约50%的价格集中出售了案涉生猪，该措施有利于减少养猪从业人员的经济损失。参见沈开举主编：《行政补偿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在最高人民法院运用被诉行为是否与应急管理的前后阶段相衔接这一标准裁判的三个案例中，有两个着眼于事前，看被诉行为实施之前是否发布过预警。因此，通过一一审查被诉行为是否符合这些控权性要件，就可以将行政过程的大致面貌还原出来。
即使这样做了，也未必能得到比行政机关更高明的结论。[24] 在我国，有关紧急权力的司法审查，只针对宣告紧急状态的行为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即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1项将国家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2条则将上述国家行为解释为包括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等行为在内，此外再无其他规定
另一方面，社会权力可以多种柔性方式介入家庭关系，遵循个别的、具体的、正义的要求，采取灵活的个别化解决方案，以促使当事人自愿改变不利于家庭和谐的决定。国家只有在家庭秩序难以提供足够的保障时，才能介入家庭事务。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涉及权利保障的面向，如涉及家庭成员的权益保障时，如果国家怠于行使，也可有相应的救济手段，如向司法机关请求履行，请求履行抚育、赡养义务等都是具体的方式。
由此，如果是制度性保障，国家的保护内容应当重点在于确保既存秩序的稳定性。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家庭户开始出现在很多福利法规中。实践中，这一规范表现出了两个层面上的异化，一个是不当的介入。[9]在研究财产权、婚姻、家庭以及地方自治等问题时，国内不少学者采纳了这一概念，强调国家各部门、机关，尤其是立法机关应当建构完善的制度，以实现其制度性保障功能。
三、规范的异化 家庭权权利维护抑或制度性保障关系到家庭保护的方向，即我们究竟应当保护什么？即保护的层次和内容。由于宪法只提供基础性框架，实践中，这种保护与干预的界限便会模糊不清。
当然，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可通过给付行政等手段给予额外的关照。此外，在考量外嫁女的权益保障、针对个人征信所产生的惩戒等问题时则应将个人的独立权益与家庭成员身份区别开来，避免某种不当的关联。
在此基础上，再行规定家庭受国家的保护。然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考量：国家是否以及何时可以介入家庭事务。同时，家庭亦可能是公法上的主体，如在低保户认定中家庭成员的确定、家庭总收入的计算等问题中，也都需要厘清家庭这一范畴。实际上，这种困境家庭也更倚赖国家的保护，各项制度设计也往往会以此类家庭为重点保护对象。在宪法规范的表达中，个人的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仍然是家庭领域的基础性价值诉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家对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而且还要考虑社会保险和其他对老人的资助、补助新生的孩子、制定限制离婚和出卖儿童的法律、制定孩子早婚和其他选择要经过父母允许的法律。
如上诉人柴某1与被上诉人柴某2、柴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17]中，尽管上诉人未尽探望义务，但法院也只能认为，不论之前各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是否多付出了心力进行赡养，至少在刘某生命最后阶段的时间，陪伴她的是孤独和寂寞，根本谈不上柴某1所称的尽到了更多的陪伴和照顾义务。在法治背景下，宪法中的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治理念也应涵盖家庭领域，在家庭法中寻求良性文化价值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平衡。
[1]这些均表明，在社会、经济变迁之时，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值得被关注和探究，因为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各种社会问题。进入专题： 家庭 宪法规范 。
贵州、山西、浙江、江苏等地陆续推出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但如何发挥其促进作用仍需探究。即使在一个户下，也未必是同一家庭的组成成员，典型的如集体户。
例如，社会救济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家庭成员不足以维系其生活基础之上的。家庭中心主义认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重要，个人不能独立于家庭，家庭内部关系是根据上下序列关系而形成，而这种人际关系的原理扩大到外部的社会组织之中。但不可否认，1954年宪法使家庭首次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文本之中，预示着国家从调整家庭这一特殊社会关系出发，试图发挥家庭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功能和安定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二、宪法规范的展开 家庭作为私领域，在古代承担着秩序维护的功能。
我国宪法第49条为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规范依据，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再比如，家庭中的婚姻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婚家庭、重组家庭等家庭结构的出现会自然引发婚姻法等诸多法律变革，公法上的保护内容自然也会发生调整。
[10]同时，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再如教育，诸多不同层级的立法中也都强调了家庭作为教育主体的作用，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3.对特殊家庭的整体保护 除了特殊群体之外，实际上还存在一些作为独立主体的特殊家庭，对它们的保护往往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缺失或者家庭成员抚育、照顾义务履行缺失的情形之下的。
但也有些很隐蔽的违法之处，例如，通过章程规定，凡未婚生育者，当年起停止本人股红分配，直至接受计生部门处理完毕办理好结婚登记手续后，次月才能恢复本人股红分配……[6]这种情形也是一种对于婚姻自由的破坏。这些情形都很容易模糊化家庭以及保护的涵义，也会成为不当干预家庭事务的缘由。[12]姚国建：《宪法是如何介入家庭的？——判例法视角下的美国宪法对家庭法的影响及其争拗》，《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参见刘征峰：《家庭法与民法知识谱系的分立》，《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三）因家庭成员身份而影响个体权益 家庭是基于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关系以及身份所形成的共同体。温岭市政府认为郑晓琴虽系郑福兴之女，其户口登记在郑福兴名下，但业已出嫁，属于应迁未迁人口，遂于2014年7月确认郑福兴户有效人口为2人，并审批同意郑福兴的个人建房用地申请。
[3] 伴随着给付行政、福利国家的发展，国家开始介入大量社会事务，介入家庭领域。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责任、奉献等有益的文化价值。
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将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是否妥当，家庭的教育方式是否需要国家介入或者国家如何引导，均与家庭、国家之关系相关。（二）家庭、户的并存所导致的保护对象模糊化 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家庭是规范对象和主体。